【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耘】
20世纪前半叶的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场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大量必将流传千古的事迹：史诗般的万里长征，把炼狱般的牢底坐穿的无畏气概，只身独闯虎穴的智勇双全等等。
然而，随着阅历的增加，让我时常想起的却是一件已经很少被提起的、毫不耀眼甚至已经显得很不合时代潮流的“小事”。
从上井冈山开始，红军就长期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奋斗，一度被敌人杀的血流成河，走投无路。那个时候，从“实力”的角度来讲，红军连许多地方军阀都比不上，更不要说与直接的敌人相比了。而且敌人也万分凶残，“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下，在红军诞生一年后的1928年，毛泽东便提出了对俘虏不搜腰包、不打骂、不杀、不虐待、受伤治疗、去留自愿、加入红军一视同仁等“缴枪不杀，宽待（优待）俘虏”的规定。
在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后的1935年11月，红军总司令部以明电的形式对俘虏政策再次明确规定：
（1）投降红军的不论官兵，一律不准杀害，并予优待；
（2）愿当红军的，一律录用；
（3）要回家的发给路费；
（4）敌人伤病官兵，一律给药医治；
（5）带武器军用品来投降的重赏；
（6）杀死卖国官长来投降的，升职使用。
展开剩余77%（1）投降红军的不论官兵，一律不准杀害，并予优待；
（2）愿当红军的，一律录用；
（3）要回家的发给路费；
（4）敌人伤病官兵，一律给药医治；
（5）带武器军用品来投降的重赏；
（6）杀死卖国官长来投降的，升职使用。
这个被简称为“缴枪不杀，宽带（优待）俘虏”的政策，从红军诞生不久便一以贯之，到了在朝鲜半岛上面对与自己有世代性领先装备的联合国军，依然没有改变。
红军优待俘虏
是什么原因，在几乎是诞生伊始、自己还十分弱小，敌人万分凶残，双方在进行殊死战斗的时候，红军就制定了这样仁义的俘虏政策？俘虏中有多少人的手上沾有红军的鲜血？俘虏中会有多少人回头重新拿起枪再对准自己？弱小、前途未卜的红军，对待你死我活的对手，到底有什么样的理由这样宽宏大量？
时常想起这件“小事”，是因为它与当下流行的“实力决定论”反差太大。有实力之后，才配去谈真理、公正、宽容等等，所谓“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没有“实力”就应该认怂，就应该向不公甚至是邪恶低头，没有“实力”而去谈理想追求高尚是一种自欺欺人，没有“实力”支撑的宽容大度是虚伪、是愚不可及。当时的红军显然是不具备什么“实力”，但是对待俘虏却史无前例的宽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与虚伪、愚蠢毫无联系。
时常想起这件“小事”，是因为它与很多人认为历史与现实都是利益博弈与玩弄权术的世界观迥然不同。在这种世界观之下，“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潜台词是没有什么道义，一切都是利益。一切的宽容善良不过都是谋取现实利益的权术的一部分。但是红军在被杀的血流成河甚至走投无路的时候，依然坚守这样的政策，无论如何都很难解释为是一种计谋。
时常想起这件“小事”，更在于它与现在流行的凡事都拿外物作参照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在本质上，这种凡事拿外物做参照是一种因缺少内心定见而攀缘他物的思维方式。从古至今，没有哪一只军队如此认真地制定并执行了这样的对敌政策。所以这一政策只能是红军的缔造者们由内而生的，来自于他们内心存在的一杆秤，一架以道义为基准的价值天平。这一政策是内在道义的产物，而非是效仿他人的结果。
“中华文明语境中的道义，是超越个人与种族等，而在人类文明本质意义上的真理与正义。道义，是中华文明千年不变的信仰；道义，是中华文明沧海桑田历程中即使陷入绝地也绝不放弃的至上准则。我们用道义驾驭利益，我们用道义统领计谋，我们用道义感化天下，我们用道义校准航向。”（谢耘，“走向世界的中国：从任人宰割到重塑世界”，微信公众号“慧影Cydow”，2019年9月24日）
“中华文明语境中的道义，是超越个人与种族等，而在人类文明本质意义上的真理与正义。道义，是中华文明千年不变的信仰；道义，是中华文明沧海桑田历程中即使陷入绝地也绝不放弃的至上准则。我们用道义驾驭利益，我们用道义统领计谋，我们用道义感化天下，我们用道义校准航向。”（谢耘，“走向世界的中国：从任人宰割到重塑世界”，微信公众号“慧影Cydow”，2019年9月24日）
在几十年可歌可泣的英勇历程中，1928年即形成的、与“实力”“血性”毫无关联的、没有任何豪言壮语而是以极为普通平实的语言表述的俘虏政策，纯正地折射出了红军缔造者内心珍视的道义，清晰地映照出红军缔造者不为外物所动的内在原则，是在那个没有希望的黑暗时代中照亮现实的一束希望之光。
在凡事都拿外物作参照的做法中，近年来发展出了一种广为流行的、动则就拿别人的烂事为自己或自己维护的对象来开脱、正明没有烂到别人那种程度的颓废“比烂思维”，并且成为了一个光明正大的合理逻辑。比烂是一学即会、信手拈来的“方便法门”。很多人在比烂中建立“自信”，用比烂来维护尊严，甚至以此来证明“杰出”。
“比烂思维”散发着浓郁的“老鼠哲学”苟且偷生的气息（谢耘，“从辩证唯物主义到老鼠哲学、庸俗哲学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微信公众号“慧影Cydow”，2020年11月25日），其颓废的倾向不言而喻，根本无需对其作深入的剖析。
五千年中华文明每一次的辉煌，都绝非来自与他人的比烂，而是自强不息的结果；新中国从孕育到成长，每一个台阶都留下了奋发图强的鲜明印记，而不是与他人比烂的苟且。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是一个翻江倒海的时代。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因为真正的英雄，不是随浊波去逐流的浮萍，而是不惜粉身碎骨去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红军初创即形成的俘虏政策这件“小事”，充分地映射出新中国精神实质的灿烂光芒。“比烂思维”则是对中华文明主流价值与新中国精神实质的双重叛逆。
时常想起这件“小事”，最终是为了不断提醒自己：哪怕卑微，也要不失本分；不论是否能够看到希望，都不要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堕落；即使自己心中缺少一盏道义的明灯，也至少要见贤思齐，而不是在比烂中寻求一种可怜的自我安慰。
比烂思维开启的是一条坠落之路，对于个人、民族和人类莫不是如此。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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